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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市场化是谁提出来的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9-09-29 浏览次数:

  教育市场化的概念最初是由西方传来的,最初的提出者已无从追溯,在我国使用的更多是“教育产业化”。

  通俗的理解,教育市场化是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即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为弥补经费短缺,围绕着学校创收、经营、转制、收费、产权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改革。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留学教育等作为公共事业,同时具有产业属性。“教育产业化”的合理性,是在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的概念下,强调其产业属性的一面。

  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

  1、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资的比例,增加非政府(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春天的“两会”,“教育公正”的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为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广州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

  教育行政当局受的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线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 “卖考分”3个字而已。

  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领域的不公平,使农家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大学,使外省青年越来越难以入读大都会的名校,使富家子弟总能变着花样混到文凭?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南风窗》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中国的教育腐败发现得较晚,而规模颇大。可以说,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把积累下来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难堪的新高度——它几乎扯掉了人们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长衫。

  2004年,教育行业名列中纪委调查报告中的“五大腐败重地”; 河南濮阳县高考舞弊事件、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宁招生“丑闻”……都使人深深担忧中国教育的公正性。

  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历史沿革,从50年代起,中国教育一直在绝对垄断当中,不仅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还是教育思想、教学内容都在严格控制之下;同时,由于财政来源多元化,令相对短缺的资源逐渐向特权阶层倾斜,使国家教育离均衡的目标越来越远。

  乱相包括中小学的乱收费和乱办学——所谓“兴趣课”,“特色班”,“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无一不是大行蚕食公共利益。

  对高校来说,近年在招生录取、学科设置、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干部聘任方面,猫腻也越来越多。

  显然,中国教育早就不是从前的“清水衙门”了。但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却没及时跟进。使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仅从一个小小数据就可以看出:据悉,中国不少高校,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竟然超过60%的比例。

  另外,大多人还忽视了,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对于逐利者来说,这里有一座超级大金矿。

  据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

  任先生还指出,据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但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应是5000亿元了!

  这一数字,足以养肥庞大的分利集团,并阻挠动真格的教育改革——这无疑是比5000亿人民币贪污浪费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败的实质在于权力失控。” 《望》周刊最近在探讨“陕西省3年倒下7名厅级校长”问题时,如是结论。而结合上述教材回扣的问题,更应予注意的是,虽然高官腐败夺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种腐败气氛在整个系统内的弥漫,最后变成一种无形的、人人都默认的规则化运作。

  假如每个班主任、课任教师都进入“售书提成”的环节,成为进入教室的“零售终端”,并享受提成带来的好处,那么,所谓“师道尊严”何由确立?腐败就会进入整个教育生活的血管与神经末梢!

  所以,在记者看来,阻击教育腐败,最关键还不在于阻击行为意义的个体腐败,而是要阻击可能正演变为规则本身的系统腐败——比“害群之马”更大的威胁是悄然流行的“马瘟”。阻击教育腐败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教育的公正性,更在于恢复古老的“师生之伦”:教师的“束修”应来自“传道、授业、解惑”的努力,至于销售教材与文具的“营业员工资”,则分文不应苟取!

  “教育公平”改革呼声急——有许多值得聆听、尊重和沉思的声音:发自广大的民间,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

  我们不应淡忘4年前那桩“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的诉讼,这一事件开启了公民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2001年8月,山东省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高招生计划违宪。她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撤诉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这是中国招生指标松动的开端。

  4年之后,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改进高考制度”的建议,包含“取消地域指标,重点高校实行联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等一系列内容。建议公布后,深得广大民众支持,一时各地报纸纷纷辟出专版讨论。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两会”上提议: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公办中小学要尽快成为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建议:大学应可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杨还认为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

  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

  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实现教育财政划拨的整体均衡,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

  ——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

  ——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高考次数,推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招生由大学自主;

  ——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要之,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给、公正地选择、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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