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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翟大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学科路径与建设方向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9-09-29 浏览次数:

  回首走过的百年历程,中国政治学学科先后受到了欧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实践的影响,学科机构、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奠定了一级学科的基础,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景观。然而,与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影响力也有限,“两张皮”问题十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政治学一流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要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围绕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路径,学界存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回归本土政治学、政治学学科拓展以及政治学学科转型等观点。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来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路径是构建中国学派、平衡政治使命和科学属性,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充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应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下,不断推进建设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 ,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代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7年9月21日,“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公布,137所高校入选。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自定)6所大学入选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名单。2017年10月18日,习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毫无疑问,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指标,上述6所大学入选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意味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国家队”,走在代表中国政治学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前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如何总体评估6所高校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发展现状,统筹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标准、路径选择和发展方向,是摆在眼前的一项重要战略课题。尤其是立足新时代的政治实践对政治学一级学科提出的内在要求,各大学迅速制定统筹推进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对学科建设作了系统安排部署,详细规划设计路径、内容、举措,引导“双一流”建设健康发展,是当前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政治思想底蕴深厚。但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政治学成长为一门学科,滥觞于民国初期。受欧美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围绕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等领域,民国政治学研究星光灿烂,蔚为大观。据统计,1949 年以前,在100多所大学中有40余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民国政治学主要受西方政治理论影响,以周鲠生、萧公权、钱端升、张奚若,张忠绂、浦薛凤、余日宣等政治学家为代表,培养了一大批政学两界优秀人才,可谓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

  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学学科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受时局影响,民国政治学的一部分学术大师被迁移到了台湾,而1952年的院系调整也将政治学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取消,其中的一些课程归并到法学或历史学门类里。直到1960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政治学系。1964年5月,根据中央政府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两校的政治学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批准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分别研究民族解放运动、国际运动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外交学院从事外交干部培训。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学科发展范围和领域均十分有限。由于政治学被视为“伪科学”,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是阐释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政治现象的论述,或者是配合国内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运动等“革命事业”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不能说没有研究,但的确难以称得上是“学科”。

  中国政治学的再学科化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获得了快速发展。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道:“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的号召下,政治学学科开始获得快速的发展。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1981年11月,中国政治学会向国际政治学协会提交入会申请。在1982年的“六五”计划中,政治学被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点,视为必须填补的空白学科。1982年3月至6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第一期全国政治学讲习班。1983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设立政治学专业,开始培养专业人才。1985 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政治学研究所,出版《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外交学院等纷纷建立起与政治学一级学科相关的教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项目,基本上形成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专业化的科学研究体系,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力。而不同院校在政治学学科的机构设置、学科布局、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又有着各自的特点与特色。

  一是依托机构。院系是高校学科建设的主要载体,全国具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的高校共21所,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院系依托上,不同高校采取的做法不同。第一类是将政治学一级学科依托在基础学科学院,比如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的政治学系和国际关系学系,政治学一级学科以政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融合发展的学科群存在,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研究。第二类是将政治学一级学科分散在应用学科学院,比如北京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在这些学校里,政治学一级学科主要由应用学科主导,强调应用对策研究和实践导向。第三类是将政治学一级学科分散在专业学院、研究院和跨院系的研究中心等,比如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吉林大学的行政学院和东北亚研究院等,这类高校坚持“两条腿走路”,强调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并重。

  二是学科布局与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反映学科实力的关键因素。在师资队伍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师资规模在80人左右,是“大而全”的“集团军”,而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外交学院则维持在30-40人的规模,是“小而精”的“突击队”,各有特点和优势,都拥有相似人数规模的“长江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不过,普遍存在“青黄不接”的代际隐忧,各个高校的“50后”“黄金一代”日益逼近退休年龄,相比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已经逐步实现了从“50后”一代主导过渡到“70后”一代主导的转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外交学院还主要在“50后”一代或“60后”一代中徘徊,可持续发展潜力面临考验。

  三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学科竞争力的最主要指标之一,包括专业布局、培养规模和质量等。从专业布局上来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作为政治学学科规模和综合实力最强的3所高校,基本上采取全面布局的做法,涉及了政治学学科的几乎所有二级学科。清华大学则充分体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外交学的学科发展特点,强调国际化的路线。华中师范大学则重视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基层治理、中国农村研究等特色学科,重视社会调查和本土化路线。外交学院则集中外交学、国际关系优势,锁定专业化路线。在培养规模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培养规模比较大,各个层次和各个专业的在校生已经达到了1000人左右,而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的规模在300-500人不等,与各自师资规模比例大致上对应。在培养质量上,所有6 所高校的毕业生都有比较高的质量,在就业市场均有着比较高的竞争力。

  四是科学研究。总体来看,6所高校在政治学研究水平上均处于比较高的水准,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著作和教材,比如北京大学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复旦大学王沪宁等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林尚立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清华大学阎学通主编的《国际关系实用研究方法》和《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外交学院秦亚青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等,都有着很高的理论水准。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查询,从2012年到2016年,各学校发表的政治学一级学科相关论文情况为:中国人民大学1128篇、北京大学849篇、复旦大学638篇、清华大学531篇、华中师范大学388篇、外交学院197篇。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查询2012年到2016年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分类下各学校发表论文情况:中国人民大学23篇、北京大学17篇、清华大学15篇、复旦大学13篇、外交学院5篇。总体来看,学习型、运用型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演绎性多于归纳性,批判性多于建设性。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今后学科建设中努力解决。

  五是社会服务。社会服务也是政治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重要维度,主要体现在编辑出版学术期刊、普及专业知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内容。从这一维度来看,与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在资政、启民和知识普及方面还极为有限,“两张皮”问题十分突出。在编辑学术期刊方面,北京大学的CSSCI 期刊《国际政治研究》、清华大学的SSCI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JIP)和CSSCI期刊《国际政治科学》,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评论》《政治学评论》和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华中师范大学的CSSCI期刊《社会主义研究》,外交学院的CSSCI期刊《外交评论》等都在业内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在为党和国家提供资政建议和向大众普及政治学知识方面,普遍都比较薄弱,除了像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和刘瑜、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等通过大众传媒普及政治学常识等少数案例外,绝大多数政治学者的影响力还局限于很小的教学研究圈子,还不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

  统筹推进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呢?围绕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路径,学者们各抒己见,有着不同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杨海蛟和奚广庆、合肥工业大学崔华前。在这些学者看来,政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恢复之初曾经指出:“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即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李慎明认为,政治学作为一门治国安邦之学,中国政治学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在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中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的确,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学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均属于一级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科完全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基础和学科体系。

  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王浦劬、华中师范大学徐勇、复旦大学林尚立、吉林大学周光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山东社会科学院包心鉴以及清华大学张小劲和景跃进。在这些路径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应该夯实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基础,关注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王浦劬认为,政治学在学科定位上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阶段,中国政治学要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徐勇认为,“现在我们正好处于由大到强的阶段,一流学科建设就是标杆”。学科和基地要“两条腿走路”,现在学科基础相对较弱,造成“短腿”的问题,要更加注重基础,建立更加深厚的学科基础,回归政治学本体,回归政治学主流。其次,要将农村问题和政治学核心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以实证为特色的中国政治学。房宁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从注重运用现有的中西方理论说明中国现实转向关注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从注重文本研究转向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更多地采取现场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和典型调查法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以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中国的政治学学科需要中国的学者解决中国问题,体现中国特色,这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首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统筹推进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肯定需要以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为主要内容。但是,中国政治学路径论解决了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方向问题,却没有解决标准和方法问题。一流学科的标准和方法都应是世界一流,而不仅仅是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学科必然在标准和方法上都是世界水准,在学科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上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世界一流前列。因此,要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更要瞄准世界一流的标准和方法,两者缺一不可。

  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王缉思、清华大学阎学通、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外交学院秦亚青、中国政法大学蔡拓、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等。这一路径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政治生活、政治现象的共同性、规律性日益显现,构建中国政治学首先要“与国际政治学接轨”,只能建立政治学的中国类型。中国政治学应该适应时代要求,突破原有的国别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壁垒,重构作为元理论的世界政治学或全球学。王缉思批评以往政治学研究过于突出中国特色,怀疑中国特色的目标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世界政治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是将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产物。杨光斌同意构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自省,因为只有社会科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最不匹配,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概念和理论。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将形成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相应地,这种从中国出发的过程性结构也正是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逻辑起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需要从新的历史逻辑出发,即以“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为起点,建构一套反映新的过程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的学说。蔡拓主张21世纪中国政治学要倡导并逐步确立三个新的理念:全球性理念、整体性理念、转型性理念。政治学的全球性理念要求从世界看中国,以全球性理念思维开展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战略的研究,推进立足于人类而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或者是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学科建设。中国政治学者的道德自省与伦理自觉对21世纪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重要的意义。秦亚青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释放中国智慧,将中国的理念转变为世界政治的普遍理念,构建中国学派。中国政治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必然要求积极开展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释放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同时,中国要彰显世界水准,也必然锁定世界政治的共同问题,回应国际学界的各种理论,商榷主流学界的各种方法,进而发展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法和中国风格。然而,追求世界水准的政治学科,并不意味着建设世界政治学,中国本土政治研究也可以具有世界水准,中国政治学需要与国际学界开展对话,但不能在对话中迷失民族特色和国家属性,否则就没有中国政治学了。

  从根本上来说,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学科发展路径,既取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取决于世界发展的需要。一流学科建设不能为一流建设而一流建设,必须牢牢把握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路径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体现中国特色和实现世界一流,统筹推进,走出一条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之路。

  其实,一流学科建设本质上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从中央领导到官方正式文件,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总书记习在不同场合强调“双一流”建设要充分把握中国特色的方向,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的时候,习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在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期间,习指示,“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作为法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必须积极贯彻落实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和突出特色的要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指出,“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这些论述思想深邃,高屋建瓴,对于推进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显然,在这些意见和精神指导下,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首先要有学科自信,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充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推进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核心就是要构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空方位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世界社会转型。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当前世界转型涵盖了世界中心正在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转移,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世界角色、全球战略、外交布局、国际关系、发展道路等发生了变化,要求新时代的政治学做出理论回应,尤其是在理论上解释清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时代的世界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提高战略定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是国家目标升级。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未来30 年的国家目标和行动蓝图,强调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目标升级,将直接引起战略任务、社会结构、总体布局、价值观念、政策策略、领导方式、工作方法等全方位的重新调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梯次推进,全部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会面临着重构,要求中国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发展、国家目标相适应,做出同步改革和反应。这一趋势要求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不断与时俱进,构建起新时代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切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一流学科支撑。

  三是主要矛盾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阶层关系、社会系统、权力结构、政治功能、政治资源、国家治理、政治秩序、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政治文化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并将持续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和军队、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这一变化要求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对新时代中国面临的若干重大政治变革进行理论回答,构建起新时代的中国政治理论,尤其是通过推进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和方法创新,重点加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的基础理论研究,增强理论解释力,提高学科影响力。

  四是基本方略重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领导,这是中国政治最鲜明的制度特色,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最根本的政治属性。十九大对新时代基本方略的重新擘画,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基本路线图,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在理论上回答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问题,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说到底,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不能为一流而一流,更不能脱离了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的土壤,必须坚守政治属性,坚定中国特色,始终不渝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既是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根本使命。

  从新时代的时空方位来看,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平衡政治使命和科学属性,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充分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从政治使命来看,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必须以坚持中国特色为基础,以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着眼于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政治素养、思想水平、知识结构、实践能力等方面做出顶层设计,全面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政治学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从科学属性来看,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必须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完善课程体系、更新课程内容、强化研究方法、加强实践环节、拓展国际共建,在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学科上实现“弯道超车”,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代对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对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和人才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学派的旗帜下,政治学一流学科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尤其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五个方面努力。

  一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学科,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王沪宁认为,“政治学学科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均指向具有重要地位的党政机关,或者说为这些调控和领导机关培养潜在的人才”。政治学专业的人才,要面向党、政、军、企培养研究型和领导型人才。目前,在政治学人才培养上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理论和方法的挑战,而是学科性质和立场的挑战。

  习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在政治学人才培养上,最主要的挑战也是这个根本问题,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需要,目前高校政治学学科的人才培养还存在很大差距,存在着更多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为主导来培养中国政治学人才的倾向,在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师来源、意识形态和实习实践等方面,普遍存在着偏重西方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本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重视不足。同时,在人才项目上,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心要么偏移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要么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存在着定位不清和重心不稳的问题。

  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首先要重视正确的政治方向教育,加强以课程建设为主要载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国情以及实习实践环节等与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的嵌入和融合,完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以此来带动其他工作。同时,政治学一流学科还要精准定位,牢牢锁定政治领导人才这个核心,全面加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等专业的建设,打造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专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打牢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学科基础。此外,为加强专业能力培养,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还要重视智库建设、实践基地共建,将理论知识学习与政策研究、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打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

  二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开路先锋,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科。从提出政治学“补课”的任务后,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迅速拉近了与世界一流水平之间的距离,尤其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比如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俞可平的治理理论研究、徐勇的乡村政治理论研究、王沪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研究、唐世平的国际政治进化理论研究等,都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力。

  相比国际同行,在研究人员规模、发表成果数量、研究经费投入等指标上,中国政治学界与其他各国政治学界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补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科学研究主要面临理论本土化不足、研究质量不高、话语体系不完善和国际对话能力疲弱上。尽管不少学者已经取得很高的学术水准,比如复旦大学唐世平的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获得国际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 2012年年度最佳著作奖,清华大学的阎学通连续数年是ESI高被引学者,也是国内唯一进入高被引学者的中国学者。总体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质量还不高,尤其是政治学理论创新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步伐、话语体系本土化不足、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大国地位不相称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中国政治学向世界一流学科的跃升。

  推进政治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针对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一流学科的标准出发,大力加强政治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习在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特点时,明确提出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以及“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等三项基本原则和要求,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和路径。尤其是被列入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6所高校,要牢固确立文化自信,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在政治学中国学派的旗帜下,形成各自特色。

  三是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托,也是政治学一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习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作为法学门类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尤其需要面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主战场,在参与和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拓展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资源和机会空间。

  目前,相比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政治学学科理论与实践“两张皮”问题非常严重,政治学家们普遍缺乏其他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精神,获得中国政治实践档案材料、相关数据和决策过程的机会也非常有限,普遍存在缺乏实证、皓首穷经的闭门造车倾向。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学存在着更多政治上的禁忌和制度上的限制。

  克服这一缺陷的重要出路就是加强社会服务。政治学一流学科平台不是孤岛,而是聚拢人才和智慧的开放集群,每一个学科建设单位都是“国家队”,政治学一流学科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要坚持博采众长,积极探索与党和国家有关政策部门、国内外公司企业、媒体、智库、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建机制,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政治学新型高端智库,使之成为大学与各方面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同时,高校政治学学科群不能依赖高校资源,更不能局限于高校平台,必须放在开放的平台上进行,融合提炼来自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通过人事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和审批制度改革,创设开放运作的制度平台,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聘请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以合适的身份参与到高校政治学学科团队中来,支持政治学学者参与国家重大政策讨论。

  四是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传承创新是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使命,更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强大底蕴。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政治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背靠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宝库中,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在传承既往政治智慧,创新当代政治学说上苦心孤诣,取得了巨大成绩。北京大学的赵宝煦先生、吉林大学的王惠岩先生、中山大学的夏书章先生、天津师范大学的徐大同先生、苏州大学的丘晓先生被誉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五老”,他们传承古今政治智慧,创新百家政治学说,推动中西对话交流,培养后备学界贤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政治学界文化传承创新的典范。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学派的创建是以政治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为中轴展开的,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以中国学派汇集各路学界同仁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既是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重要内容,也是一流学科建成的重要载体。首先,加强政治学学术团体建设,要在加强中国政治学会基础上,加强政治学各专业二级学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秘书处建设,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以及各种区域国别学会的交流交融,规范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标准和规范。其次,加强政治学学术期刊建设,要在发挥《政治学研究》期刊引领作用的同时,鼓励各高校立足自己学科特点,编辑出版政治学中文期刊和英文期刊,推动政治学学术期刊的交流,提高学术水准和办刊水平。此外,加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推动古老政治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对话,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影响力。

  五是国际交流合作。国际交流合作是现代大学的“第五项职能”,也是中国政治学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也不能回避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在“补课”的过程中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越来越多,合作空间越来越大,为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中国政治学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存在着过于偏重欧美发达国家而忽视非西方国家的倾向,存在“请进来”有余而“走出去”不足的问题,存在中国政治学国际话语权弱的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政治学一流学科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大学应该从“第五职能”的高度规划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战略,建立政治学一级学科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持续发展机制。首先,要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海外优质师资,组建强大科研团队,推动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弯道超车”。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广结天下英才,聚拢四方人才,在世界范围内配优配强人才资源,不断提升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其次,要厘清政治学一流学科团队与专门负责国际交流合作的管理机构(国际处)、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机制设计和改革将“管”“办”“评”职能相对分开,释放各方面的积极性,将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结合起来。此外,要厘清政治学一流学科教学科研机构与国家高端智库之间的关系,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五项职能有机整合起来,将政治学一流学科发展纳入学校全面深化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总体布局,逐步进入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作者: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翟大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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